追光逐影觅千像 天津市石窟寺(石刻)田野调查及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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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13 04:28

  刘健介绍千像寺造像,背后为静寄山庄宫墙。

  天津北方网讯:近日,天津市石窟寺(石刻)田野调查工作通过专家现场验收,圆满结束。从去年11月开始,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野外工作,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蓟州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建的调查队在蓟州区复查了556尊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刻、摩崖造像,新发现37尊,基本摸清了天津市相关文物资源的家底。为什么蓟州山区会存有这么多的石刻佛像?它们开凿于什么年代?这些文物有什么独特价值?今后如何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千像寺造像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石刻规模之大

  全国同类型文物中仅有

  “这次田野调查,复查的石刻、摩崖造像有3处,分别为千像寺造像、府君山摩崖石刻佛造像和红龙池石刻。新发现的也有3处,分别是正法禅院石刻造像、上方寺石刻造像和黑龙池石刻。”调查队负责人、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刘健介绍。

  6处石刻、摩崖造像,5处在盘山风景名胜区内。盘山自然风光优美,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古代有“京东第一山”和“东五台山”之称。根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盘山先后修建了法兴寺(少林寺)、感化寺。唐朝再建?唐寺(千像寺)、天成寺等。辽金时期又修建了云罩寺、白岩寺、双峰寺等。清代,盘山共有72座寺庙,达到极盛。民国时期,盘山寺庙大多毁于兵火,所剩无几。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为发展旅游业,政府拨款修复了天成寺等几座寺庙,将部分寺庙遗址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

  “复查和新发现的石刻造像,主要分布在盘山东麓的千像寺遗址和正法禅院遗址周边,均是以类似国画白描的线刻技法刊刻于寺庙周围的花岗岩巨石或崖壁上。仅千像寺遗址周围,就在126块巨石或崖壁上发现刊刻的佛教造像552尊。正法禅院遗址新发现的线刻造像有30多尊。”刘健介绍,这些造像分为立姿、坐姿两种,以立姿为主,有的是单尊,有的是成组,最大的有2.2米高,小的仅60厘米,均为佛造像。初步辨认出有释迦牟尼佛、弥勒佛、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佛)、药师佛、观音菩萨、地藏菩萨、弟子等。有的造像形象,如一手持钵、一手持杖佛、双手托钵佛,这在其他地区石窟或摩崖造像中未曾发现。这些造像的形态,呈现出佛教汉传密宗的特点。

  专家对千像寺造像考证后认为,这些造像系集中刊刻于辽代,属于民间造像。如此规模、数量的辽代线刻佛造像群,在国内同类文化遗存中也属仅见。它们的面世,为辽代佛教考古、佛教美术、佛教史以及民间传统线刻技法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总体上看,天津地区石窟寺类型以线刻造像为主体,兼有零星的石窟和石龛,比如千像寺后山的契真洞,洞内石壁上浮雕菩萨坐像一尊,具有明代造像特征,为天津市内仅有的石窟造像。”刘健表示。

  盘山造像为什么以线刻为主,而不像云冈、龙门等地以石窟为主?刘健分析,这与盘山山体主要为花岗岩有关。同质地细腻的砂岩不同,花岗岩是火成岩,硬度大、颗粒大,塑形困难,不够平滑。“当然,这也与辽代的生产力水平和民间供奉形式特点有关系。”刘健说。

  辽统和五年立“盘山千像?唐寺创建讲堂碑”

  线刻造像     

  辽代蓟州人文的镜子

  跟随刘健的脚步,记者来到造像数量最多的千像寺遗址。穿过铁栅门,爬上一段土坡,边上立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上到遗址平台,立有两块石碑,东侧为辽统和五年(公元987年)立“盘山千像?唐寺创建讲堂碑”,西侧为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立“千像?唐寺重建碑”。

  千像寺,初名“?唐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辽代重修,后几修几毁。清乾隆年间,在千像寺西侧建皇家园林“静寄山庄”,千像寺为山庄“外八景”之一。从清代画作《盘山图》和《千像寺》上,可以清楚看出当年千像寺的建筑格局。抗日战争时期,寺庙毁于炮火。

  现存“盘山千像?唐寺创建讲堂碑”极为珍贵。该碑高3.3米,宽0.96米,厚0.26米,碑文系当时蓟州军事判官李仲宣撰,书法家、僧人德麟所书,1600多字融楷书、行书、草书于一炉,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被誉为“京东第一碑”。碑文详细介绍了千像寺重修与创建讲堂的情况,特别提到线刻造像的一段传说。

  碑文说,“此境旧有五寺,?唐者乃备其一。自昔相传,有尊者挈杖远至,求植足之所。僧室东北隅,岩下有澄泉,恍惚之间,见千僧泽钵,瞬息而泯,因兹构精舍宴坐矣。厥后於溪谷涧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显其殊圣也。”

  碑文还介绍,因寺庙毁于兵祸,辽代僧人希悟发愿,重修寺庙,于962年盖佛殿一座,972年又建成厨库和僧房,987年建成讲堂。

  从碑文推测,?唐寺后来叫千像寺,应与僧人在周边山石上刻下佛造像有关。从事佛教考古研究的专家根据造像的五官特征、发髻样式、衣纹与佛座的形态初步推断,现存千像寺造像主要为辽代所刻。

  历史记载,辽代佛教盛行,无论是汉族还是契丹族民众都佞佛成风;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普通百姓,几乎无不认同和支持佛教。辽圣宗至辽末,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处处而敕兴佛事,方方而宣创精兰”“无贫富先后,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民间成立各种邑社组织,集资兴建塔幢、寺院,“集众人之力,各抽有限之材,正证无为之果”。后来有研究认为,过分的崇佛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辽的覆亡。

  千像寺位于盘山东麓、白水峪之南的山腰上,被北高南低略呈簸箕形的浅山环抱,遗址周边几乎每一块巨石上都刻有佛造像。

  在遗址东北侧的一块巨石上,集中刻有26尊造像,造型尤其精美,单处刊刻数量为发现之最。在其附近,还有一组释迦牟尼说法图,是造像群中为数不多的带故事题材的造像。刘健推测,该区域造像刊刻时间较早,从规整程度看应该是寺庙方出资所为。

  其他成组造像大多未刻画佛教故事,根据石面的大小,有的是一块石头上刻一尊,有的是一个面上刻多尊,有的是在石头的几个面上都刻有造像。部分造像旁边刻有带栏框的榜题,少数文字可以辨认,多为“为亡母造像”或“弟子某某敬造”,可知镌刻者多为弟子、信士或邑众,为民间造像。

  “根据对这些造像的集中分析,我们推测当时千像寺应该是有造像的粉本。信众向寺院捐资供奉,寺院再依粉本在山石上刊刻。”刘健说,他们还对比了相距不远的千像寺和正法禅院两处造像,两者在艺术造型、线条运用、凿刻技法方面有传承接续关系,正法禅院造像应略晚于千像寺。

  大量民间供奉造像的出现,也反映出辽代蓟州地区经济条件较好。这一点,从“盘山千像?唐寺创建讲堂碑”中可以得到印证。碑文开篇说,“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蓟门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红稻香耕,实鱼盐之沃壤;襟河控岳,当旌戟之奥区。”描述了蓟州的富庶繁华和重要军事地位。当年,蓟州处在辽国东西方向的交通要道上,居住人口众多,农业和商业发达。

  正法禅寺造像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供图

  追光逐影     

  查清记录每一处造像

  记者注意到,在有造像的石面下方,都标注着数字“××:××”。刘健“揭秘”:前一个数字是造像发现地点的编号,后一个数字表示该地点发现的造像尊数。通过这样的编码,再结合地图,形成了每一处造像文物的地理坐标信息。加入照片、文字记述等,他们建立了天津市全部已发现石刻、摩崖造像的文物档案。

  1982年7月,市政府将千像寺遗址列入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3月至2005年7月,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三年拉网式调查,在千像寺周围124处山石上发现535尊线刻造像。由此,2006年5月,国务院将千像寺造像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健参与了2003年那一轮调查,此后一直在从事千像寺造像保护工作。

  “造像历经千年风化,而且花岗岩石面本身粗糙难辨,给野外调查带来很大困难。有时候看不见、看不清,更别说拍照存档。”刘健介绍,有时候太阳侧光角度合适,造像就比较明显,其他时候则看不到。这就需要一遍一遍上山查找,并选择最佳的光线条件拍摄。

  其实,伴随多年风化侵蚀,岩石表面逐渐松散脱落,加上各类沉积物覆盖,不少造像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模糊。

  刘健特意指了一处有清代乾隆皇帝题刻的石面给记者看。“这个石面原本刻了几尊造像,在光线合适的时候就能看得比较清楚。但后来上面又刻了乾隆的御笔诗,‘打破’(即线条发生冲突)了造像。”众所周知,乾隆笃信佛教,如果知道上面已有造像,按理不会题诗覆盖。“从这一点判断,这几尊造像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模糊不清了。”刘健说。

  千像寺和正法禅院损毁多年,遗址比较荒芜,周边荆棘丛生。有的造像位于崖壁之上,有的位于深谷之中,需要借助绳索才能抵达,而且需要反复察看以便留取清晰的影像资料。追光逐影,市、区两级文物部门在调查中付出的艰辛可想而知。

  “2003年那轮对千像寺造像的调查,为这次全市的调查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次专项调查是按照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展开的。去年11月组队,当时盘山的天气已经非常寒冷,时间紧、任务重、环境复杂艰险,好在我们还是按期完成了工作。”刘健说。

  清代书画家绘《千像寺》

  文物保护     

  面临特有课题和挑战

  在千像寺遗址处,设有盘山千像寺造像文物管理工作站,负责文物日常巡护。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还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服务中心(前身为天津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副主任卢宪旺介绍,千像寺造像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盘山景区进一步强化了管理措施。无论春夏秋冬,工作站人员坚持24小时全天候驻守。

  做好文物管理的同时,保护修复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察看千像寺周围造像,有的并非竖立,有的甚至局部埋没在土石中。刘健介绍,这说明刻有造像的这些巨石,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发生了倒伏、位移。

  今天,这样的位移仍在悄然发生。因为千像寺区域位于盘山半山腰,周边地势陡峭。巨石下方的土石基础如果不稳,或相叠的巨石缝隙被雨水长时间浸润,在轻微震动下就会有下滑的倾向,位移达到一定程度则会加速下滑。这可能带来两种危险,一是有造像文物的巨石滚落,二是有造像文物的巨石被其他滚落下来的巨石冲撞。此前文保工作人员勘察发现,千像寺遗址一处巨石在近五年间滑移了三十多厘米,目前已紧急采取措施,进行支护加固保护。

  2013年前后,研究人员通过观测对比,发现千像寺造像出现风化加剧的迹象,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报国家文物局立项后,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千像寺造像文物病害进行了全面分析,并为千像寺造像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保护修复方案。

  “从技术上讲,这种体量的野外花岗岩质石刻保护是个难题。”刘健解释说,花岗岩风化后表面比较粗糙松散,但往内里质地却很紧密,孔隙率低。这种情况下,保护材料如何渗入等都需要反复实验,对比研究。

  目前,千像寺造像的保护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国家文物局批准,来自北京的一家专业文物保护施工单位去年已正式进场。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对千像寺周边的危岩体进行支护、加固。据了解,下一步将会对造像进行沉积物清理、脱盐(尽可能将水溶性盐脱出,减缓结晶风化)、微生物抑制处理、空鼓和裂隙处理、防风化处理和封护等。

  “在保护清理过程中,把握好度也很重要。我们会清理有害的部分,确保文物安全性,同时也会保持文物的历史感,不是一律洗白洗新。”刘健说,文物保护部门将在保护施工中对每一处造像的具体情况认真分析,持续完善方案内容,精准施策,做到“一块石头一处理”。

  千像寺遗址何时向公众开放?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蔡习军对记者表示,目前千像寺还不具备开放条件,首要的还是要做好、做实基础性的保护工作和研究工作。蓟州区将全力配合上级文物部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把文物的历史文化信息好好留存下去。”(津云新闻编辑孙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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